一盒标价1500元的“进口版安罗替尼”抗癌药，被患者寄予续命希望，却经检测不含任何有效成分。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2025年12月22日央视曝光的真实案件。毛某以“代购”之名，伙同境外人员仿制药品，通过背包客走私入境，层层加价销往全国。这些药片看似能延续生命，实则只是糖丸般的安慰剂。 安罗替尼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按政策，患者年均自付费用最低可降至5000元以下。但现实是，仍有患者甘冒风险购买毫无疗效的假药。这背后不是愚昧，而是一场制度供给与生存需求之间的断裂。 医保虽已覆盖安罗替尼，但报销比例、医院配备和适应症限制因地而异。职工医保报销可达80%，城乡居民医保却多在60%左右；三级医院普遍有药，基层却常无处可取；若超适应症使用，即便有效也需全额自费。对许多家庭而言，每年近万元的支出仍是沉重负担。更关键的是，当正规渠道无法提供希望时，人会本能地转向任何可能的出路。 患者不是不知道风险。但他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往往由病友群里的“成功案例”和代购者的“疗效承诺”主导。医生一句“没药了”，比任何宣传都更具冲击力。有人曾因标准治疗失败，被推荐使用未上市药物，却未被告知其仅为临床试验用药。当医疗系统在关键时刻沉默或缺位，信任便悄然转移——从制度转向个体，从科学转向经验，哪怕那经验建立在谎言之上。 假药案的本质，从来不只是犯罪问题。它是医疗可及性不足的后果，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更是绝望中的理性选择。打击毛某必要，但若不拓宽合法用药路径，不加快新药审批，不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不建立透明的患者支持体系，下一个“代购英雄”仍会出现。 救命药不该是赌局。我们打击假药，更要填补真药抵达不了的空白。否则，每一次执法胜利，都只是在下一场悲剧前按下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