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陨落：幼年两度入狱，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的传奇人生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因此获得了一些奖项，这些成绩与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彭士禄

2020年11月18日，在北京某医院病房内，一位满头白发却精神抖擞的老人，一只手抱着一只维尼熊，另一只手与前来看望自己的亲人好友挥手打招呼，他脸上始终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如沐春风。在众人的祝福下，他开心地度过了自己95岁的生日。

这位老人，外表看似平平，与普通老人别无二致。然而，若不是他身边的人，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位平凡的老人，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我国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中国工程院首批及资深院士）。

彭士禄院士

彭士禄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他是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成功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他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成就奖等荣誉奖项。

2020年11月8日，彭士禄又荣获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仅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钱正英、钟南山、徐匡迪七位科学家获此殊荣，由此可见其奖项之珍贵。

彭士禄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注定会让他名留青史，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彭士禄这个名字鲜为人知，是“默默无名”。

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彭士禄才作为中国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

长征一号核潜艇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原名彭赤湿，这是他的父亲彭湃取的，意为红色的土地）出生在广东汕尾海丰县城桥东社，他的父亲就是被毛主席称为“农民运动大王”、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 。

彭湃被瞿秋白称赞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是当时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为后来我党进行的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他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彭湃的影响下，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也积极投身于革命。当彭湃为农民运动而四处奔走时，她无条件支持并悉心照顾其起居；当海丰县总农会资金紧缺时，她不惜把随嫁的金银首饰全数变卖。

因彭湃和蔡素屏忙于革命事业，加之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追捕他们，带着彭士禄实在有些危险，所以彭士禄一出生就很少有机会能见到自己的父母，更多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奶妈。“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最早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最先回忆起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一直照顾自己的奶妈。

1928年9月19日，因叛徒告密，蔡素屏在公平平岗乡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狱中，敌人对蔡素屏严刑拷打，逼其说出关于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情报，但蔡素屏坚贞不屈，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利诱，都不说半句。21日，蔡素屏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年仅31岁。这一年，彭士禄才3岁。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怎么威逼利诱，火烤、棍打、鞭抽，彭湃都誓死不叛变。30日，彭湃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年仅33岁。这一年，彭士禄4岁。

母亲蔡素屏、父亲彭湃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

彭湃

然而，纵然彭士禄还只是一个4岁的懵懂小孩，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打算放过他，开始四处搜捕彭士禄。

幸运的是，此时当地很多穷苦百姓都甘愿冒着生命威胁，去帮助我党掩护和照顾着他们敬重的彭湃和蔡素屏留下的遗孤彭士禄。就这样，年幼的彭士禄先后被二十几户革命群众收养过。那段时间，为保证彭士禄绝对的安全，彭士禄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换一个新名字，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曾数次差点找到彭士禄，也曾数次抓捕曾经养育过彭士禄的革命群众。但是，在革命群众的誓死保护下，彭士禄每次逃过了敌人的追捕。

和彭士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姑妈”，为保护他，宁愿把牢底坐穿，打死也都不供出彭士禄就是彭湃的儿子。像这样誓死保护彭士禄的例子，在当时有很多很多。

宁愿自己死，也不愿彭士禄受到半点伤害，这些革命群众，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护着他，养育着他。就是这样，彭士禄平安健康地度过了四年的时间。

然而，不幸的是，彭士禄8岁时，因叛徒陈醒光（叛变前任中国共产党潮安县委书记）的出卖，彭士禄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关进了潮安县监狱，接着被押送到汕头石炮台监狱。

在监狱里，小小年纪的彭士禄承受了本不该是他这个年纪承受的磨难，吃的饭里满是沙粒和虫子，晚上睡的是稻草、盖的是破麻袋。

好在，狱中的同志们得知他是彭湃的儿子后，一直照顾着他，掩护着他，彭士禄这才逃过一难。后来，因大家都不承认彭士禄就是彭湃的儿子，加上民间舆论汹汹，都在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无故关押无辜群众，毫无人性，彭士禄在1935年被释放。

被释放后，彭士禄一度成了流浪儿，靠乞讨度日。1936年夏，彭士禄再次被捕并再次押送到潮安监狱。在他祖母周凤的努力下，通过陈卓凡的营救下，方才出狱。

3岁时母亲英勇就义；4岁时父亲壮烈牺牲，之后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8岁时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磨难，好在有同志在狱中一直保护着他；11岁又再次被反动派逮捕，幸得祖母和陈卓凡的营救，才得出狱。

这就是彭士禄的童年，我们未曾经历过，但就算只是看着描述他童年的文字，我们也知道彭士禄院士的童年真的很悲惨，是看者伤心，观者流泪。

然而，这些磨难并没有让彭士禄变得意志消沉，相反在革命同志和群众的影响下，他变得更坚强，为国为民之心也更加强烈。

这些磨难，让彭士禄坚定了自己要跟随父母的脚步，为中国的未来，为革命的胜利而努力拼搏的决心。

每每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我对人民永远心存感激，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1936年，彭士禄被营救出狱后，党组织为了不让他再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在与他的祖母周凤商量后，决定将他送往在澳门暂居的柯麟家暂住。不久，彭士禄又被祖母周凤带到香港，由党组织支付部分生活费，并在圣约瑟英文院读了两年小学。

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功臣 （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1939年，周凤回到海丰后，彭士禄被交给彭泽民抚养。此时，彭士禄听说惠州平山有游击队，一直有参加革命想法的彭士禄，就偷偷跑到惠州平山参加游击队，这时彭士禄才14岁。

不久，彭士禄参加游击队的消息，被我党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得知，由于彭士禄的年龄太小，又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我党就迅速将他找回，送回香港，为免他再次偷跑，党组织就将他安排在香港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里暂时居住。

1940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彭士禄离开香港，来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一见他便拉着他的手，激动说道：“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

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后，彭士禄被送到了延安青年干部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延安中学就读。1942年，延安中央医院因护士紧缺，想从学校调一批学生去当护士，照料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病员。这时，彭士禄毫不犹豫，就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去医院当护士。

在此期间，彭士禄每天都是勤勤恳恳，悉心照顾着伤病员，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做事从来不怕苦，也不怕累。

1943年，彭士禄被评为模范护士。不久，彭士禄因积劳成疾，不幸患上了肺结核，经常咳嗽吐血，身体很是虚弱，显然已无法完成这高强度的护理工作。这时，党组织知道了他的病情，鉴于此就决定将他调离医院，派他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5年8月1日，经陈勇岷和陈锦华介绍，彭士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是共产党员。此后，彭士禄先后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大连工学院等学校学习。

1951年，彭士禄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留学苏联的名额，之后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5年，苏联将中国留学生集中到几个大城市学习，由此彭士禄转学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

1956年，彭士禄完成6年的学习任务，顺利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毕业。

在这6年间，彭士禄共修了36门课程，其中33门课程成绩为优秀，总评为全优，并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而在彭士禄留学苏联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大事。1954年1月，美国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鹦鹉螺”号成功穿过墨西哥湾、南美洲和大西洋，跨过欧亚非三大洲后回到了美国东海岸，期间未加过一次油，所消耗的能源全部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

我国得知此事后，眼见敌人美国不但有了原子弹、氢弹，还有了连苏联都没有的核潜艇这一大杀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忧虑于一旦再跟美国发生如同抗美援朝那样的局部战争，会被美国的核潜艇所威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倾全国之力也要搞出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

1956年，陈赓带着特殊使命来到苏联，此时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秘密邀请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与陈赓见面。

陈赓见到彭士禄后，就对他说：“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回答道：“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在祖国的号召下，彭士禄放弃了已经学习了6年的机械专业，转头去学习此前从未涉及过的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就这样，中国少了一名“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多了一个伟大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鹦鹉螺号核潜艇

“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回忆起改学原子能核动力的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为能在最快的时间学好、学透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回到祖国为国效力，彭士禄是竭尽所能利用好每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恨不得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利用上。

1958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校原子能核动力专业顺利毕业。

学成归国后，彭士禄进入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不久，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起初，因为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核动力装置的研发较为顺利，然而就在我国核研制进展顺利，朝着既定目标前进时，因为中苏交恶，苏联撤出所有在华专家，我国的核动力开始变得困难起来。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核潜艇的研究，毛主席是坚定地说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

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科学技术人才极度缺乏，尤其是核物理学家更是缺乏，而此时我国在开展核潜艇研制的同时，还在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且又适逢3年经济困难，人力物力都跟不上。因此，在苏联专家撤出后，我党就决定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先搞原子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人左右的团队继续从事核潜艇的相关研究和试验工作，成立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由彭士禄担任研究室副主任，负责核动力研究室全面工作。

在此期间，由于我国的重心都在研制原子弹上，核潜艇的研制虽依旧还在进行，但并不能得到国家的多少支援。这时，在没有图纸、没有专家援助，研究团队连核潜艇都不知道长啥样的情况下，彭士禄等专家就靠着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买回来的核潜艇模型玩具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除此，当时的研究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不知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等核潜艇技术外，就是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要知道当时所有关于核潜艇的资料多数都是英文，而研究团队中多数专家都是毕业于苏联学校，不懂英文。

为了让大家迅速掌握英文，彭士禄就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英语。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开始背英语单词，吃饭在背，甚至上厕所也在背。

研究团队的成员就是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不但学会了英语，更是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彭士禄回忆说：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为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只有一台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算盘的情况下，彭士禄等研究人员用算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再用手摇计算器进行复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为保证今后建成的核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最终确保了日后建成的核反应堆在常温下的安全与可控。

在极度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研究环境下，研究团队克服了种种苦难，在国家所给的人力、物力都不充足的前提下，通过边学习边实践，逐渐掌握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就这样，曾经的“门外汉”在刻苦学习下，悄无声息地就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彭士禄与406号弹道导弹核潜艇

时间转瞬即逝，在无数革命先烈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地区响起一声巨响，一朵蘑菇云悄然升起，中国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原子弹。随着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中国也终于能抽出足够的人力、物力继续研制核潜艇。1965年8月，六机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宣布：“8月19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

由于在之前，彭士禄等核动力研究团队并没有放弃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一直在利用手上仅有的资料和物资等资源默默地进行核动力科学研究，所以在党中央宣布核潜艇研制项目重新上马时，彭士禄等研究人员就迅速走上正轨，开始核潜艇的正式研制。

在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开发前期，由于研究团队中有许多研究人员在这之前对核动力根本就不了解，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经常就以自己的理解去发表意见，所以经常发生争论。这个时候，彭士禄总是会站出来说道:“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对了，成就归大家；错，我来负责。”一锤定音。

每次研究团队出现争论，彭士禄总是就会站出来一锤定音，果断地要求以实验数据进行研究工作，且从不会将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更不会让研究人员去承担什么责任。

比如在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设计时，最初方案中，设计人员参考了当时苏联列宁号核动力船舶的设计资料，将一个主要参数提议为200个大气压。

可是，当时我国别说是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90个大气压。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数值，就不能确保核反应堆是否能承受住海底的气压。正在大家不知何去何从时，彭士禄站了出来，他一锤定音，将200个大气压降至某个较低数值。

正因彭士禄的果断与担当，我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得以顺利地大跨步往前迈进。

在彭士禄的带领下，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核潜艇首次核能发电成功，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载着中国人的强国梦驶向了星辰大海，从此我国的海疆再也不是谁能随便就进入的。

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之后他服从国家的安排，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先后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成功让我国实现了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1978年，彭士禄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当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彭士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获奖者。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对于荣誉、工资等等，彭士禄从来不关心，也从不去打听，他总说：“党和国家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彭士禄这一生常揣着“明白与糊涂”：“凡国家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马虎”，“凡对私事，诸如荣誉、晋升，越糊涂越好”。

核电站结构图

晚年彭士禄深居简出，虽立下赫赫功绩，可却从不居功，他不求名，不逐利，只是默默地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中国。“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这就是彭士禄这一生的唯一心愿。

曾经有记者问彭士禄，如何看待自己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这样回道：“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交给你的任务，对我来说，只有尽全力把它做好，没有什么之父之说。我们搞科技的人只是尽力尽责地去做。” 在彭士禄眼里，自己的荣誉并不重要，只要国家强盛，他就心满意足。

2021年3月22日中午，彭士禄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彭士禄院士生前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骨灰撒进大海，他要与海洋深处无声的老朋友—核潜艇永远相伴。

“做人做事应该讲“三件事”：一是党性，二是良心，三是民族精神。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要有党性，要有良知，还要有民族的正气。”这就是彭士禄院士，一个伟大、无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