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作为人的一种主观特质，其个性是远大于共性的，但本质上都有其相近之处，而中国人的性格品质是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较中，共性更多也更为明显的。究其原因，物质绝对是起主要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都较为稳定，而生长于这种环境下的农耕文明便更能去塑造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共同性格。 而另一方面，儒家的思想长期以来无论是作为统治工具，亦或是官方哲学都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地位，哪怕是“焚书坑儒”或是儒学危机都并未完全掐灭儒学的种子，汉代刘歆分析儒家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近代也喜欢称孔子为教师职业的祖师爷，这其实也是定义了儒学可以算作教育哲学，教育的意义在于教化在于培养，故对中国人共性性格的塑造儒学的作用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鲁迅先生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评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当然鲁迅先生的评价在现在来看也是有这一定的问题的，现在可能更多去评价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特质是忍耐、顺从可能更激烈的言辞甚至是懦弱。更为人所知的或是更易接受的说法是中庸。 《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把中庸定义为最高的道德，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中庸不应该具有褒义或者贬义，其只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性格与处事方式。如果说忠恕是去谈如何做，那么中庸更像是为行为划定了一个度。先看孔子对中庸的看法，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好的品德也需要有一个度来约束，这个度就是礼，孔子的核心重点更在于以礼去节制自己的行为，中庸的前提与要求更在于守礼。 孔子对于中庸的另一论述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意思是说做不到三思而后行就做到再思而后行就足够了，如果超过这个度反倒会适得其反。后世《朱子集注》对此也有论述，程子曰：“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这也就是说超过三次，过了这个度，会产生私心反倒使自身迷惑。 这种性格特质促使中国人从来不主张东风压倒西风，而去力求一个均衡的状态，去摒弃极端化的思想。但相应的另一方面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庸可能更被曲解为不作为或者和稀泥这种看法，又或是中道就是凡事只应求其半，行其半，实际是这是对中庸思想的一种误解，董仲舒有言“德莫大于和而道莫大于中。”把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作为了“中和”或者是“中庸”的最高目标，“中”就是不偏不倚，不过不及，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在儒家的观念里，中这个概念常常是与时联系在一起的，是要“恰当其时”，是要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 孟子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也是因此，孟子把孔子称为“圣时之者也”。与时中庸绝对不是一味地忍耐妥协，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一直去招惹你，但是你只是忍耐，实际上这就是不及的表现，而如果说，你只是出于警告的目的去做出了什么过激的事，这就是过。人不去抒发自身的感情这是中，而当人的感情倾泄出来时，仍然保持恰如其分，这也仍然是中。 “庸”可以理解为普通和平常，但只以此来定义就显得过于狭窄了，更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循道而行，是要提升自身的修养，以至善作为目标而行的。中庸不是说无所作为，而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去精准的把握这个度，这之中的权衡利弊，中正平和才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言“当厚而厚，即厚上是中；当薄而薄，即薄上是中。” 这实际上也就很明确的说明了中庸的概念是因实际情况而定的，只要是恰当的合理的，那便是中庸。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对中庸的入世方面的意义做了一个阐释，中庸这个概念作为儒家先哲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其意义是一定要远远丰富于此的。 ![](data:image/svg+xml;utf8,) 谈及另一个国人的性格特点可能是遵守纪律、讲究礼节或者是重视家人，不过归结到底其实是可以理解为是重礼思想的影响。只把礼理解为礼貌与礼节实际上是对其意义一部分的认知，讲礼视为在人世中的统一的行为规范要更为合适。那具体怎么去做到符合规范呢？孔子以“正名”做了回答，“正名”也就是指客观存在应该与其原本的含义所一致。 《论语·颜渊》中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要做到与名字的含义所一致，更深刻的理解便是要与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与现实相适应也就是说，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各有其责任与义务，我们应该完成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具体来讲，遵守纪律可以理解为一个小的方面。每个人在家庭中也各有其责任与义务，注重家庭关系也实际上是“正名”思想的体现。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世称为《大学》的八条目，也就是说“齐家”一定是达到“明明德”再进一步做到“止于至善”的方法途径。 以当代的观念来看，中国人的观念下一个想要尽其所能地去完成对社会甚至于世界的责任的前提一定是要在家庭尽到责任，你是世界的一分子，是社会的一分子的前提一定是是家庭的一分子，当然更往前的前提便是要对自己负责，这一点是与国外的观念有着较大差异的。 ![](data:image/svg+xml;utf8,) 中国人的礼节礼数比较多，这其实在一个宗教从来不算是主要信仰的国家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何以出现这种现象，答案便是儒家思想所带来的影响。以葬礼来举例，葬礼是中西方所共有的，但去仔细看待其二者区别，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有着明显差别的，西式葬礼的目的更倾向于通过仪式使死者与上帝更加接近以达到升入天堂的目的，而中式葬礼更多是约定俗成，更像是一种习惯或者规范，“入土为安”等带有一定宗教元素的原因是要置于之后的。 人的思考出于两种方面的作用，一种是智性的作用，另一种则是感情的作用。又可以称为为理性方面与感性方面，如果纯粹出于理性的角度来看，人死不能复生，也无从证明葬礼这个行为能够使灵魂保持永生不灭，即使是在科学缺乏，经验至上的古代也是一样的，为死者去举办葬礼是毫无必要的。但从感情的方面来讲，我们希望亲人能够再生或者是在另一个世界活下去。这时感情便占了上风，人的行为方式绝对不是只靠理性决定，我们有着感情上的需要。儒家的礼实际上也就是为感情找寻了一个出口，通过模式化的行为规范、礼节习俗来满足感情上的需要。 谈谈我认为的国人性格中的最后一个特点那就是善良，这也是儒家所用最多笔墨所强调的“仁”的概念，“仁者爱人”，人在社会与家庭中有着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但其核心的出发点应当是爱，仁爱之心才是我们行事的出发点。那么怎么去达到仁的境界，孔子的回答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是要能够做到“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此乃仁之方也。孟子进一步对何以施仁做了回答，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当今的看法来看，便是恻隐之心。孟子曾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这句话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一个人只要充分发挥不忍人之心也就达到了仁。后世的程颢对此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将其对于理学的一套行为规范的意义发掘出来，不忍人之心源于人性的本善，程颢将这个范围扩大，构造了仁与天地万物形而上的联系，以达到宣传“灭人欲”的目的，要去除私欲的干扰，来找寻仁与天地万物的原本联系，这个时期对仁的看法实际是与私欲做了一个对立。明朝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其实际上也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其“良知”本质上也是对“不忍人之心”的继承与发展，人的本性便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良知的指导下去做，排除私欲的影响便可致至善。 儒家思想实际上对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塑造作用。如今我们的很多行事方式并不会称其为儒家思想，但实际上儒家的思维方式已无形地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与气质之中。 以上均属鄙人拙见，欢迎指正，支持理性探讨，拒绝无脑吵架。 有故事， 有情怀。 感谢您的支持， 文玩字画 民俗杂项 纯料紫砂壶 正品zippo 进口石楠木烟斗 旧藏国内外CD磁带 招贴原版海报 …… 欢迎 一个假文青-策划 一个假文青-撰文 一个假文青-排版 喜欢这篇文章的，麻烦您点个赞，感谢您 展开阅读全文​​赞同 1​​添加评论​分享​收藏​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