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民主选举”与一个“中央银行”：看懂美国权术的窗口

（七）

一场"民主选举"与一个"中央银行"：

看懂美国权术的窗口

2016美国大选，在“两党对决”的表象下，超越两党表面“分歧”的幕后精英势力一体化网络放弃以往的掩饰，台前幕后联手，为了把“局外人”特朗普排挤出局、将精英势力网络成员希拉里·克林顿置入白宫宝座大打出手，可谓使尽一切招数。结果: 特朗普获胜。

在许多方面，2016年的大选与一个多世纪前的1912年总统选举十分相似。 前后一百年的两场大选，不同的只是暂时的结果：1912年，幕后联手的两党精英们顺利完胜；2016年，精英们被自己的傲慢倒抽一记耳光，转而灵活调整战略，利用“局外”总统的性格特征，继续推进自己的全球战略，同时幕后联手阻止这个“局外总统”再次“破门而入”。

在1912年的美国大选中，两党精英们幕后联手，将威尔逊置于总统宝座。这个大选结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势力网络主宰全球的蓝图顺利实施铺设了大道。

1912年的时任总统是共和党的塔夫脱。 塔夫脱理应轻易再当选。当时，正值美国及其欧洲同盟们在海外大力殖民扩张，一方面血腥镇压发展中国家的反殖民运动，另一方面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从被殖民国家最大可能地榨取各种利益。这一切使西方诸国的国内社会普遍处于繁荣、安定的“大好形势”，美国同样如此。因而塔夫脱深受党内成员及选民的欢迎。

相比之下，塔夫脱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威尔逊则处于明显劣势。 威尔逊让许多选民感到枯燥、傲慢，因而一开始并未引起多少选民的兴趣，许多人也根本没有把威尔逊当作一个可值得考虑的挑战者。塔夫脱再次当选似乎已不成问题。

但这个结论只适用于“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美国， 乃至西方“民主”制度内的诸多玄机只能雪藏在木偶大师们的暗箱里，其中一个就是：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表面上的党派之分、激烈争夺，归根结底不过是演给大众观看的戏，所谓的“民主选举”更象是在同一个家族内两兄弟之间举行抽彩竞赛，这抽彩每四年举行，两个兄弟之间无论谁抽中，都要承担同一职责：轮流看护“传家宝”（即建立美国的秘密精英势力网络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主宰力及一切垄断特权和利益）。站在他们身后的隐匿主人，是决定最终抽奖结果的木偶大师，至于谁被赋予某一特定时期看护传家宝的职责，这往往要要取决于谁更适合在这个特定时期实施大师们的长期战略规划。

两大党派的“兄弟手足情”时而会在不经意时暴露出。 如2004年，在小布什对克里的激烈竞选争夺中，有记者针对两人同属于两人在耶鲁大学都加入的秘密社会“骷髅会”一事进行询问，二人都拒绝透露任何有关事宜，并以“这是秘密”为由，拒绝了记者有关这个话题的任何继续询问。而“骷髅会”不过是幕后秘密势力网络上诸多兄弟会之一，在西方幕后权力的金字塔上，它也根本攀不上顶层。

1912年，民主党、共和党在台前争夺，在幕后却携手共谋将共和党总统塔夫脱拉下台，让其民主党对手威尔逊如期当上总统。扮演关键角色的，是共和党前总统、“共济会”在美国的重要成员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在1912年大选中的角色相当直截了当： 分裂共和党自己的选民，让对手民主党获胜。

当时，西奥多·罗斯福腾空杀出、介入竞选，将自己所属的共和党选民与支持者力量有效地分裂瓦解，将选民支持票从同党候选人塔夫脱那里抽吸走，从而助“对手”民主党获胜。捅破天窗这层玻璃纸： 西奥多·罗斯福进入“拳击场”根本不是以竞选取胜为目的，也没有多少“门内人”真的相信他参选会有什么成功前景。他的角色是吸引部分极易受操纵的普通选民。

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答案在于： 在这次大选后的数年内，都发生了什么将深远影响从此至今的世界秩序之大事：

（1）1913年，经过数年的秘密筹划后，《联邦储备法案》得以顺利通过，美联储（FED）正式诞生，并常被误认为美国的“中央银行”， 但它有一个更名符其实的角色：新一代非常规战争机器。

（2）1915年，“路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9.11，将美国公众舆论从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煽动到狂热支持参战，为威尔逊政府最终向德国宣战提供了“民意支持”的基础。 美国成功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3）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举行的凡尔赛和会，盎格鲁撒克逊权术师们牢牢主宰了凡尔赛和会议程，合演双簧戏，确保了他们精心构建的战后“世界新秩序”诞生， 从此彻底改变了全球诸多国家的命运。

1912年的美国大选，威尔逊之所以被青睐，是因为他比塔夫脱更适合推进幕后权术师们对以上（1）（2）（3）计划的布局。

这几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其中威尔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威尔逊本人不过是个代理门面，站在他背后的，是“圆桌”及“共济会”势力网络在美国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美联储创建的一个关键枢纽：爱德华· 蒙代尔 ·豪斯（Edward Mandel House）。

传记作家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明恩溥，Arthur Smith ）在1918年的《真正的豪斯上校》（The Real Colonel House）一书中，曾描绘豪斯是 “拥有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治家从未有过的大权，权力要比任何一个政党领袖或内阁成员都要大。”（《The Real Colonel House》，Pp14）

豪斯，作为个人，若能有此能量，就有点天方夜谭色彩了。他的权力不过是其所属的幕后精英势力网络赋予的。 阿瑟·史密斯的话则一语道破这些秘密精英兄弟会的运行模式，一个世纪前是如此，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更是如此。如2008年美国大选中，这个网络的核心成员（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战略权术师们）成为奥巴马身后的影子般“看护者”；2016年大选中，各路大师则全力以赴为希拉里·克林顿助力，努力失败后又转而利用特朗普表面上变化多端的性格，左右这个“局外者” 的内外政策，继续推进秘密权力网络自己的全球战略。无论谁当选，包括“局外者”特朗普，都必须服务于整体战略，在这个层次是绝对不容许有党派之分的。 想想看，2016年11月，刚刚赢得大选胜利的特朗普，还没等组建自己的内阁，就匆匆会面的权术师是谁？是本来满心期待希拉里·克林顿胜出的基辛格。

一个世纪前的豪斯如何？ 1912年，是豪斯伴随并指导着威尔逊竞选战役的每一步，为其制订着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政策，甚至为其演说稿斟字酌句；为制造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条件，一系列极为隐秘的会谈在英美之间举行，豪斯也是这些秘密会谈的主要参与者；大战结束后，豪斯不仅是战后“国际联盟盟约”的主笔起草人之一，还主导起草了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会议上那著名的《十四条》，甚至连“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这一名称都是豪斯早在一战被引爆的两年前就已想好的；在美联储被秘密筹划时，豪斯的办公室也成了参与绝密聚会的“货币贵族”与“钱袋”商人们的指挥所与协调中心。

有关美联储，经济学及金融学课堂上出现的一些官方历史叙述几乎从未被学生们质疑过，如最常听到的传说之一，是说美联储是美国政府“稳定经济”努力的一个成果。与这种说法相反的是，自从诞生那一刻开始，美联储就似乎一心一意地成为一门技艺的大师： 持续不断地制造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而每一次危机和灾难后，它又不断地向自己的手中收网捕鱼，抽取全世界的财富、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权势与垄断力。

这个“经济稳定器”如何不留情面地抽取全球无辜者血泪的，只需看一下美联储经济危机制造术下的“荣誉”名单： 1920-1921年的“农业萧条”经济危机、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及紧随而来的1929-1939年的“大萧条”、1953、1957、1969、1975、1981年的经济衰退、1987年席卷全球的“黑色星期一” 、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的次货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接踵而来的美国、欧洲债务危机......2023年的硅谷银行等美国地区中小银行连续暴雷......

经济学课堂上的学生们往往被告知，这一切都是“经济危机周期”，仿佛这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规律”。 说客气点，这种说法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纸上谈兵”，不客气点说，完全是神学。充满这类神学理论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完全是一门误人子弟的江湖骗术，但在唬人的数学建模与“科学”的光环下，鲜有学生胆敢挑战或质疑。

以美联储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经济危机为例。 潜心审视这个剧本如何被演出，对21世纪的今天尤为重要。

主流经济史往往会把1920-1921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定位成“农业萧条”（Agricultual Depression）。在这场由美联储主导的“农业衰退”中，主要受害者有两组： 一组是普通公众，尤其是农民，另一组是当时不属于秘密精英网络掌控的中小型乡村银行。在经济危机中，这些银行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崩溃，不幸的农民等被殃及的公众也随之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中。

中小型乡村银行被选择作为袭击目标，出于一个周密谋划。 自从美联储诞生，几乎没有几家乡村银行选择成为其成员。这些乡村银行当时拥有相当稳定的地位——它们吸引着来自富足农场主等农业人口的大量存款，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美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其农业人口收入也日益上升。 这一切让美联储及其华尔街同伴们感到自己的垄断权势与财富受到威胁与挑战。如此，一个“战争计划”被周密制订：设置一个债务陷阱，让这些乡村银行的存户向这个陷阱里跳。一百多年以来，这类“作战计划”屡试不爽。

这个“战争计划”说起来很简单：向那些农业人口存户放宽信贷，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再制造一场信贷紧缩与衰退，这些农民会立即被抛入债务危机、连同他们的乡村银行一同倒下。这些乡村银行会忽然发现自己手中握着一大批坏账，如同一个个火球，如此引火烧身而破产。

这是一场实打实的金融战，农民成了这场战争的“附带损害品”，来自那些乡村银行的竞争与“威胁”也由此被清除。 这场大战的一些细节曾被参议员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描述。欧文是参议院的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也是《联邦储备法案》的主笔人之一。他如此解释道：

“在1920年5月……农民们十分富足……他们在偿清自己的住房贷款。他们已购买了大片新土地，并在政府的推动下，通过借贷去购买。接着，他们被1920年突如其来的贷款与货币紧缩抛入破产...... 1920年8月18日，在未向公众披露的情况下，美联储的董事会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会议记录有60页，这个记录出现在1923年2月10日的参议院文件中。按照1920年8月18日的美联储会议而实施的行动，导致信贷急剧紧缩……在次年造成全国生产价值115亿美元蒸发、使数百万的人口失业、使200亿美元的土地与牧场价值被抹除。” （参见：U.S. Cong.,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ilver, ‘Silver’， Part 5, 76th Cong., 1st. Sess. April 7, 1939，Pp 196-197）

就像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小型企业与普通民众成为受害者的同时，是政府与强大的金融财团势力联手，确保权力与财富一步步地向少数垄断势力手中集聚。 美联储诞生数年后发生的这场美国“农业萧条”，是这个庞然怪物充分利用权术帝国吸血寄生的秘诀制造灾难与动荡的教科书般范本。

这同一个剧本也在世界各地被重演，从美国国内的1929-1939年的经济大衰退，到全球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种种经济危机与金融动荡。这些危机不仅都可被追溯到同一个源头，而且也都具有同一个特征与模式： 几乎毫无例外，受害躺枪的都属于三组：1）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民众；2）不属于秘密精英网络掌控的中小型银行与企业；3）可被抛出“喂鲨鱼”的自家成员。

二十一世纪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也同样如此。 许多人被表面现象蒙蔽，想当然地以为，2007-2009年的金融动荡是华尔街势力甚至美国力量“削弱”的象征。恰恰相反，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几乎是一个世纪前的大戏重演，借助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设计导演，以“整顿华尔街”为名，美联储被奥巴马政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更大权势与垄断力，为制造更大的全球动荡与金融战铺路。

如此一个战争机器，究竟如何得以诞生？

美联储实际上既不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也不是美国的政府部门机构，它甚至根本不是一个银行，而是一种秘密卡特尔组织网络，由欧美的私有银行组成。 它的诞生与美国1912年的总统大选的幕后权术不无关联，并通过权术操纵而被国会授权。

一切始于1910年11月，在美国一个叫哲基尔岛（Jekyll Island）的偏僻小岛上举行的绝密聚会。 这次密会详细讨论了创建美联储的秘密计划。与会者有的本来希望把它的“原版”照搬照抄到美国。这个原版就是大英帝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但出于各种考虑，他们最终决定放弃“银行”称呼。

英格兰银行本来是出于资助“奥格斯同盟”（League of Augsburg）大战的需要，于1694年被国王威廉三世正式授予特许批准创立，国王威廉三世等英王室及贵族世家是其最大股东，但为了隐匿自己的角色，私人金融家门面代理被招入英格兰银行的股东行列。英国等欧洲王室与贵族世家主导的欧美社会精英势力网络之所以至今依然成功地在无形无声中维持其主宰社会的垄断性权势和财富，一个关键秘诀就在于： 无形、隐秘。无形方可无敌，隐秘才可不败。

一些金融阴谋论研究者在考证美联储创建、“深层政府”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私人金融势力上，用摩根财团、罗斯柴尔德、沃伯格、库恩—勒布等“钱袋”们来“证明”世界如何被这些贪婪追求财富的“货币贵族”所征服。

所谓的“私有银行家”之所以被称为“私有”，是因为它们表面上不从属于政府。 连“阴谋论”研究圈内大量引用的奎格利教授也花费笔墨描述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如何“不喜欢政府和令人惧怕的民主”，仿佛西方政府与这些“私有”银行是对立的两大不同力量。这类阴谋论忽略了层层烟幕屏障与火墙后的真正幕后推手。

把幕后主宰西方社会的力量描述成一些“私人”、“私人组织”，这个说法也不完全错，因为这些人及组织与“民主选举”的政府确实是不太一样——这些王室、贵族世家确实不属于政府，而是拥有政府；西方社会中的“民主政府”这个模式，它更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设计： 让普通民众相信一个虚幻的“民主”存在，如此不会象昔日那样去反抗、闹革命。这些王室、贵族世家、教会的权力垄断联盟也因此得以化身成一个庞然怪物，以无形的方式在“民主政府”的华丽外衣下安全寄生，确保自己能够永久维持垄断权力及财富。

这些幕后推手有着悠久而野心勃勃的目标，其终极目标绝不是财富这个手段，而是要建立一个隐形的全球宗教军事帝国，不仅要垄断全球的资源与财富，更要左右全世界人口的大脑思维、主宰所有人的身心与灵魂。因为他们深知，自古及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种势力，依靠“财富至上”、“经济至上”论而主宰世界的。 “钱袋”们的优先考虑永远是金钱，他们因此也只能被用作工具。就如熟知幕后精英权力世界的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时指出的：这个群体“既不是、也永远不应成为人类的统治者。”亚当·斯密二百年后，精英权力网络的得意门生、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作为一项基督教宗教使命而大力推动的撒切尔夫人同样以她特有的直截了当宣告到： “经济学是方法，而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1910年在哲基尔岛发生的那次绝密聚会发生时，欧洲王权、世袭军事贵族、教会为核心的一体化权力网络的金融代理门面势力，已经聚合到几大垄断财团手中，在欧洲，这些“货币贵族”代理与“钱袋”商人包括罗斯柴尔德、沃伯格等家族，在美国则主要有摩根、洛克菲勒等门面。这些财团与欧美的王室、贵族世家等社会最上层精英圈形成盘根错节的财富藤蔓纽带，相互强化，共同维持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与公众身心的左右。美联储的成立就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横跨欧美的精英势力垄断网络，并阻止任何竞争对手崛起。 毫不夸张地说，美联储就是“美国梦”的缩影。在它那梦幻般的表象下，在“公开、透明、民主”的肥皂泡下，是其灵魂的真实存在：独裁与暴政。

1910年密会者们最终递交给参议院的《奥尔德里奇法案》从秘密计划到最终成为现实，充满了密谋与欺骗。通过各种手段操纵公众舆论导向，制造一种“民意所向”的氛围，把维护精英权益推销成“保护公共利益”，权术师们如此确保了将自己的蓝图付诸实施。 1910年是这样，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切如故。

2008年，在席卷美国等诸多国家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奥巴马总统用足可赢得奥斯卡金奖的演技“慷慨陈词”， 一面“痛斥”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贪婪”、“无能”，一面从普通大众辛苦劳作一生积蓄的腰包中抽取财富，供养他所“痛斥”的银行大鳄们，同时又以美联储对华尔街进行“整顿”为借口，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垄断性权势。奥巴马其实在使用一百年前威尔逊政府的剧本，威尔逊也同样采用了一个忽悠普通公众的障眼术，把美联储树立成一个服务于公众的“中性组织”，不仅既不属于华尔街，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精英权力网络，而且还是“反华尔街”的，并不遗余力地大批、痛斥华尔街金融势力，让普通公众感觉，仿佛整个华尔街都在“反对”美联储的成立，而美联储也化身成了遏制、管制华尔街、保护公共利益的骑士。

这个计谋的第一步，是要创造一种“公众要求”金融改革的氛围，从而使政府可以“响应民主呼声”而行动。 制造公众对现状不满这一点并不难。当时，许多公众甚至一部分政界人士已经对金融势力日益集中垄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这个现象有相当大的抵触与不满。为了让这种积怨爆发成“强烈要求改革”的“可控民意”呼声，一个屡试不爽的套路被使用： 首先由政府高调成立一个国会特别委员会，以专门“调查”金融垄断组织；随之在幕后确保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由精心物色筛选的门面代理构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

“普约委员会”于1912年正式诞生，作为国会“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下设的一个附属委员会，官方上是专门“调查”金融垄断的。然而“普约委员会”的执掌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普约（Arsene Pujo）本人，就是一个石油垄断的大力支持者。许多公众落入陷阱，轻信“普约委员会”真的会努力将美国社会的“潘多拉盒”盖子撬开，根除那个如同癌细胞扩散全身却又无形的体制性腐败，却没有意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普约委员会”大力渲染、高调谈论所谓的“银行改革”，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冲锋陷阵、大声疾呼这些“改革”的，却是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一些银行家。如当时最显眼的“改革家”——那些要革自己大命的银行业巨头，就包括服务于库恩—勒布公司的保罗· 沃伯格。

早从《联邦储备法案》被国会通过的七年前，保罗·沃伯格就以“革命者”的极度热情，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特殊的“革命”事业中，为革自己的命而玩命奔波。 七年中，他遍游美国各地，一心倾注于发表各种“改革”演说、为媒体撰写学者专家般的“改革”文章与“权威”评论。与此同时，他的同伴们，“圆桌”及“共济会”网络在美国的两大门面代理——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也同样不可思议地活跃，分别在各种政治、法律、学术机构与团体中上窜下跳地大声疾呼“改革”。（沃伯格成为美联储成立后的第一代董事。）

在这些排山倒海的公关海啸中，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错位”与猫腻腥臭。

要让一百年前后的这些小丑滑稽剧演得逼真，需要一个明星级演员阵容： 学术“专家”权威们。为了让密谋戴上一个值得尊重的“学术”光环，许多大学教授、有声望的学术“专家”、“权威”被纷纷雇佣，以赢得“民众支持”。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迷信权威的倾向，也为这个战术的成功实施提供了肥沃土壤。

学术“专家”、“权威”们被录用，并不是要让他们有理有据地向公众解释、论证。他们，或雇佣他们的主人们，对公众是否真的理解丝毫不感兴趣。这些学者们的用途有二： 一是以“专家”、“权威”的耀眼光环，以经济学术语这种吓人的大棒，瘫痪公众的独立思辨能力，从而可对大众轻易进行操纵；另一个就是为他们的秘密蓝图规划套上一层“公正”、“客观”、“知识权威” 的光环。

为了有效操纵公众的舆论导向，一个特别“教育”基金被划拨，这是个价值五百万美元的经费，专门用于宣传“改革”。这些经费大多被划拨到了三所精英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

不奇怪，正是在这个时期，现代西方“经济学”这门神学科也拔地崛起，并被树立成一门独立的学术研究科目、甚至一门“科学”。 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而为主人提供种种所需服务，学术精英们也会获得丰厚的报酬：研究经费、显赫的职位与名声、在著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机会、随即而来的国内、国际声誉……

早在十九世纪末,“圆桌”-“共济会”秘密势力网络就开始大规模实施一个渗透掌控各国命脉的战略。将这个战略付诸有效实施的规划与机制之一，就是要掌控有效进行社会控制的两大战略性领域：教育、媒体。为实现这个目标，摩根、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富有的大工业家、知名金融家被物色、作为代理门面，其中的逻辑也很容易理解： 因其财富与显赫名声而不易受公众怀疑。一百年前如此，今天同样如此。

长期以来，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来自洛克菲勒控制的芝加哥大学之类的学府，鲜有人质疑： 为什么？这些经济学“泰斗”们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人类的共同福祉有什么特殊贡献了吗？今天世界的经济现状就是最好的回答，毋需再浪费笔墨。

有关这一切，经济学家及外交官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在其1975年的书《金钱：何处来，何处去》（《Money：When It Came，Where It Went》）中，如此作了一个一针见血的揭示：

“在奥尔德里奇的指导下，正在崛起的经济学专业被委托进行有关美国、尤其有关其它国家的货币体制及机构的研究。从此美联储被经济学家们如此敬畏，这至少是因为经济学这个职业中如此多的先驱者们也参与了美联储的诞生。”（参见《Money：When It Came，Where It Went》，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75年， Pp121）

不仅如此，这个特别“教育”基金也被用来创建了一个门面组织，叫“全国公民联盟”（National Citizen’s League）。在本质上，这个“全国公民联盟”就如同今天诸多被幕后权术师们以源源不断的资金资助、掌控、并在全球遍地开花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慈善组织”一样。 它们都被乔装打扮，被赋予某种听起来天真无邪的名字，仿佛是民间某些善者、出于服务于公民、社会利益的真心而发起的。

当初，“全国公民联盟”也有这样一个模范形象，仿佛是一组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要寻求银行改革、服务公众利益。该组织向公众散发、传播了大量的“教育”传单、组织写信、游说运动，去影响国会议员，并向媒体提供有关资料。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一种民间草根“支持”的公共形象。在现代公关战中，这门操纵术还有个名 号，叫“租用人群”（rent-a-crowd）。

1904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个教育委员会本身就是由约翰·洛克菲勒出头露面、在美国建立的第一批非盈利基金会之一。这篇报告如此解释到：

“我们的梦想是拥有无限的资源，在我们的手中人们以完美的顺从听从我们的随意塑造......我们以自己的善意去影响一群心怀感激、易受影响的乡下人。我们将不会试图让这些人或他们的任何子女变成使用脑力学习的哲学家或科学家。我们不必从他们当中培养作家、编辑、诗人、或学者。我们不会［在他们当中］寻找未来的伟大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或律师、医生、传教士、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这些我们有充足的后备人才。我们面临的任务既简单又极为美妙：随时随地训练那些我们找到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本位有一个完美的理想生活……在家中、在商店内、在农场里。”（参见：《Occasional Paper No. 1》，Fred Gates，1904，General Education Board）

近些年，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悄无声息的渗透中，这个模式与战略也也在公众毫无觉察中被引入中国社会。 与西方“精英至上”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文明特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华夏社会基本上保持了不计出身地位、以德贤取才的传统。然而，在最近数十年中，仿佛在完全按照一个多世纪前美国教育委员会这篇报告“指教”的，中国教育资源出现严重不均、社会上层与底层群体出现阶层固化、一些精英开始向中国社会引入“农村的孩子不应也没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之类的理念，这一切都严重背离华夏民族传统，也是西方悄无声息、步步推进实施全面掌控中国命脉的一个不祥讯号。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在那些首先跳出来为创建美联储而密谋的“奥尔德里奇计划”大打出手、推销其“益处”的知名学者专家、教育界权威中，包括一名精英大学校长， 这个大学校长在此不久即被置于美国总统宝座，他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威尔逊。

威尔逊是1902年被置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一职的。在此之前，他已作为“卡耐基基金会”的一名受托人，忠心耿耿地服务着。“圆桌”-“共济会”几乎无处不在的关系网也一步步为威尔逊的政治生涯铺路。

1912年威尔逊的大选胜利确保了另一件大事被如期实施： 在一系列大规模、全社会展开的舆论操纵游戏后，《联邦储备法案》终于在1913年12月22日由众议院及参议院两院联合推出。12月22日这个日子的选择，显示了大师们处心积虑、为确保胜利而施展的高超权术。要治国统天下，需要一门炉火纯青的国术：如何设计重大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安排。

12月22日当天，国会议员们纷纷为圣诞节假日休会作准备，根本没有什么心思去认真审议任何法案，更不必说对此进行一场大辩论。如此，这项将深远影响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重大法案，也以闪电般速度，以282 对60票的投票结果而被草草通过。 同样的，在参议院，它也以43对23票顺利过关。第二天，总统威尔逊以同样闪电般速度，及时地将之签署，使之正式成为法律。夜长梦多。不可多耽搁。

1913年12月22日/23日，正值冬至之际，当地球距离太阳最远之时，这个从此将把人类社会抛入持续不断的危机和灾难、并从中抽吸全球难以计数的民众辛苦劳作的财富、如同吸血鬼在一次次灾难中增强其魔法式力量的庞然怪物，也在黑暗中诞生。

世界将面临何等现实？一路青云直上地从大学教授登入白宫权力心脏的威尔逊总统，对大师们规划的无形帝国蓝图心领神会，他对此做了一个宣告，仿佛在为大众做一个心理承受力与接受力准备：

“个体竞争的旧时代很可能已经结束。它也许还会回归，我不得而知；我敢说的是，它将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再回来了。”（参见：《Secrets of the Temple》， William Greider, Pp276）

在西方诸强崛起中，毫无例外的共同点与秘诀就是垄断、不公平竞争、暗箱操作。 不可思议的是，如今，这一切却被套上了“自由竞争”的光环，被许多人接受为“事实”。这个黑白颠倒术的辉煌成功本身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领悟人性脆弱性的一面，审视人类大脑如何轻易受操纵、对显而易见的真相视而不见，却满足于甘当鹦鹉，人云亦云。

在许多方面，19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权术师们实施主宰全球蓝图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它确保了美联储如期创建，保证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战、金融战持续不断地被设计制造，全球主宰力日益强化；另一方面，这次大选也让美国踏上了世界超级帝国之旅：美国在威尔逊的带领下如期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一同主导了战后的凡尔赛和会，如此得以重构世界秩序，为最终主宰全球及时清除潜在的障碍与竞争对手作好了准备。

至于美联储，如同它在绝密中被设计一样，它的决策、活动也几乎都以暗箱操作的方式隐匿运转。 在公众毫无觉察中，这个庞然怪物被巧妙地嵌入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被法律赋予合法地位，随之又被进一步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内。随着一次次的危机设计、灾难制造，它如同寄生吸血的魔鬼一般，步步吞噬着世界诸国普通民众一生艰辛劳作的成果与财富。在贫弱者的血泪和无辜者的苦难中，它的权力与财富无止境地膨胀。

如今，世界诸国的经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经济学”主导，美联储的每一个决策也直接间接地操纵着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翻弄着你我他的日常生活，事实也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已走上绝路，它在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福祉为代价，去拯救社会极少数的精英权贵。这种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病态，它不可能持续，也不能被允许持续下去。该是我们对它说“不”的时候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