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引言

早在世界中古史开始以前，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从南北朝历隋、唐、宋、辽、金、元到明朝末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继续发展，与世界各国在各个方面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古时代中国的发明如印刷术、罗盘针、火药等，对世界文化作了重大贡献，外国文化也给予中国以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在中古时代的交往中，相互传播了生产技术，密切了贸易联系，丰富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增强了友谊。虽然在中国和某些国家之间，封建统治者曾发动过战争，但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和平友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与各国关系的主流，成为今天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友好团结的有利条件。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中古时代中朝两国不断往来，在很多方面互相交流，传播影响。958年，高丽王朝恢复科举制度，即采纳后周出使朝鲜使臣的建议。高丽首都开城有几百中国人居住，有些人曾在朝廷任职。元代罗世、明代边安烈都在朝鲜担任过武职，与朝鲜人民共同抵御倭寇。汉族之外如契丹、女真、蒙古、畏吾儿等各族人，也都有留居朝鲜的。来中国的朝鲜人也在不同方面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参加了中国的经济活动。9世纪中期江苏、山东沿海一带有新罗人聚居，形成新罗坊，经营沿海和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间的海运。

文化的交流也颇为频繁。唐都长安有不少朝鲜留学生。唐、宋、元各代都有朝鲜人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白居易的诗和张鹫的文章都为新罗人所喜爱。12世纪出使的徐兢记载，在高丽首都的大街小巷，经馆书社三两相望，少年多从师学习儒家经典。汉字和汉文长期在朝鲜通行，谚文的制作也利用中国音韵学的知识。中古时代不少朝鲜文人擅长汉文、汉诗，诗的风格技巧足与中国诗人作品相比美。朝鲜佛教各宗派也都是在中国佛教和僧人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983年，中国刻成大藏经板，五千多卷汉译佛教经典便以印本形式更广泛地流行于东亚各国，八年后即传入朝鲜。在中国刻经后四十年，朝鲜也依据中国刻本雕制大藏经板。新罗艺术品有明显的唐代艺术影响。高丽画家李宁在宋时来中国，也带来朝鲜的绘画艺术。他的作品极受赞扬，宋人誉为妙手，有些画家还跟他学习。隋唐时代都流行高丽音乐，中国音乐也在宋时传入朝鲜。

在技术和医药方面，中朝两国也有很深的关系。11世纪中国发明泥活字。13世纪中期朝鲜人民推陈出新，以铜活字印书。15世纪时，朝鲜又开始以铅铸活字。中国在14世纪初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15世纪末铜制活字也流行起来。木制活字的方法后来又传入朝鲜。活字印刷在中朝两国彼此流传，互相推进，说明了两国文化的息息相关。高丽医学得到宋朝派去的医师的帮助，不断发展。到15世纪初，朝鲜已经编成《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等医学巨著。1613年，又刊行许浚所编《东医宝鉴》。这部医书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医学，在明清两代受到中国、日本医学界的异常重视。中国并曾刊刻流传。

中朝两国贸易上的联系一直很密切。宋时到高丽的商人每次数十人，百人以上同行的记载也不少。有时一年中好几个宋商集团到高丽贸易，有的商人一年去两三次。朝鲜的牛、马、苎麻布、纸、墨、笔、折扇等，历代都输入中国，折扇和纸尤为中古时代中国人所爱好。从中国输入朝鲜的商品有丝绸、茶叶、磁器、药材、书籍等。在共同抗击丰臣秀吉侵略时，中朝人民更结下了鲜血凝成的友谊。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在7世纪中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从中国传入封建典章制度。大化改新后的各项措施都取法中国；古代都城奈良和京都的设计，也仿效唐都长安。中国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水车、唐等，手工业如金银平脱、螺钿、腊缬、夹缬、绞缬等制造技术，都先后传入日本。到9世纪末为止，日本派遣遣唐使共十九次，每次使团人员包括水手二百到五百余人。

留学的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学生往往留唐十余年以至数十年。8。世纪的阿部仲麻吕，华名晁衡，在唐官至秘书监和安南都护，和李白、王维、储光羲等相友善，卒于中国。日本僧人到中国各地巡礼求法的，更是史不绝书，最著名的有空海、最澄、圆仁等。空海不只建立日本佛教主要宗派之一的真言宗，还在中国研究过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汉字的字典。

他的书法也极为著名。空海对沟通两国文化和推动日本汉文学的研究，都有很大贡献。8、9世纪时，日本文人不但善写汉诗，而且爱好追随唐人风气。中国出现的新体裁如长短句，不久在日本便有人仿作。日本楷体和草体的假名，也都是利用汉字创制而成。唐朝美术工艺之传入日本，是中古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面。奈良正仓院保存很多唐朝输出的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日本工匠也吸取了中国手工艺技术，制成了仿制品。奈良一些寺院的建筑、壁画等，都反映出唐代的影响。

中古时代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也对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8世纪中期，年逾六十、双目失明的和尚鉴真和他的弟子，经历很多周折和风涛之险，到了日本。他带去佛教各宗经典，在日本建立律宗，还传去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艺术。鉴真精研本草，把中国医药之学也介绍到日本，奠定日本汉医学的基础。10世纪末日本编成的《医心方》，是两国医学上相互交流的结果。宋朝也有禅僧赴日，传去禅宗寺院规则和建筑。宋亡后，不少中国人渡海到九州，如东莞人李竹隐在日本教授诗书，被尊为“夫子”。日本在11世纪末开始刻板印书。

元明之际，福建刻板工匠俞良甫、陈孟荣等五十余人移居日本，从事雕板。他们大量翻雕宋元刻本，并把刻板技术传授给日本刻工。手工业方面，磁器的制造也有交流。13世纪前期，加藤四郎左卫门到中国天目山学习烧磁技术，回国后烧制的茶杯就以“天目”为名。15世纪后期，日本画家雪舟来明，和中国文人画家交往，接受了宋元以及明代浙派画家的影响。

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自唐以后从未断绝。各时期有很多物品运到日本，其中也包括由南海各国运到中国又转运日本的香料药品等。宋代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有磁器、文具、绫锦、书画、各种药材、香料等，日本输入中国主要是硫磺、木料、砂金、刀、扇、漆器等。硫磺、木材输入数量都很大；日本的扇和刀尤为中国人所赏悦，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加以赞扬。明朝禁止私人贸易，又加固海防，实行“勘合”，即许可证制度，只有得到明朝勘合的商船才许入港。虽然来明商船数目有限制，但贸易仍很兴盛，有时一次输入的刀达三万余把，硫磺三十余万斤。

中日两国中古时代经济关系的密切，还可以从日本大量流通中国铜钱得到证明。日本8至10世纪时曾铸造铜钱，以后直到17世纪，以使用中国铜钱为主。日本地下掘出来的中国钱，总数有五十六万多枚，时代包括唐到明代，其中北宋钱最多，而流入时期主要是在南宋。

中日两国文化、经济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相互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今天还保存在日本的语言、文字、艺术、宗教、思想以至于风俗习惯里，而这些影响的开始传布，主要都在中古时代。

中国与越南的关系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前，长期受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独立后仍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两国的使节和人民的往来更是从未断绝。唐朝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过十五次。宋朝常有越南人举族移住广州、郴州、海南岛等地。南宋末，沈敬之、陈宜中等人都曾到占城乞师挽救南宋。15世纪初，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国，其中特别应该提到阮安。

阮安善于设计和营建，明初修北京城时，参与城池、九门、宫殿、衙署等规划，史书说他“目量意营，悉中规制”。他还善于治河，也立了功绩。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宏伟壮丽，其中也包含阮安的心血和智慧。越南人黎澄善造神枪火器，明代士兵奉为火器之神。

在生产和技术方面，中越两国也密切交流，相互推动。越南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贡献，是传入性耐干旱的占城稻种。1012年，宋朝政府把福建栽种的占城稻种分给江、淮、两浙三路种植，以后又推广到北方各地。越南的木棉很受中国人民重视。13世纪中叶，在中国印刷术影响下，越南开始用木板印户口帖子；15世纪后，开始刊刻四书五经等书。

中古时代越南的科举以经义、诗赋为考试内容。创造字喃以后，汉字、汉文并未废弃，许多著作仍用汉文写成，出现不少具有高度汉文学修养的文人。他们还把中国诗和赋的形式运用到越南语的文学里，按声韵平仄，组合四言、五言、八言等长短句，创制出新的体裁。中国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越南都很流行。14世纪时，中国艺人李元吉把杂剧介绍到越南，也受到人民的欢迎。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

中古时代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着佛教的传播进行的。两国僧人的往来冒流沙涨海的艰险，跋涉积年，才能到达。他们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对于两国文化交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南北朝唐宋时，很多印度僧人来中国。5世纪初，有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就是生于龟兹的印度人，早年曾回克什米尔去学佛教经典，后到长安译经。他选译的多为比较重要的佛典，译笔既忠实于原著内容，保持风格，又符合当时的汉文体裁，易于接受。

所以罗什的译经传诵最广，影响极大。6世纪末来中国的达摩笈多旅途经历许多困难，常常“四顾茫然，方道迷失”，同行的人“或留或殁”，他终于坚持，到达中国。唐宋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尤多。11世纪以后，印度本土佛教衰歇，也就不再有僧人东来。僧侣以外，留居中国的印度人还有象在唐代作神策将军的罗好心，在元代曾任宿卫的铁哥等。

4世纪到10世纪，中国陆续有僧人到印度，其中著名的有5世纪的法显，6世纪的惠生和宋云，7世纪的玄奘和义净，8世纪的悟空，10世纪的继业等。法显、玄奘、义净等带回大量佛教经典，进行翻译。佛教思想的传入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深刻影响。印度今天只保存寥寥少数梵文佛典，数千卷中译佛典中，绝大多数在印度本土早已失传。这些经典还包含着印度古代文学、科学等方面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宝藏。

法显、玄奘等关于印度的记载，也是研究印度史的重要资料。玄奘足迹遍及全印，他的《大唐西域记》所记翔实精确，尤为重要。玄奘不仅吸取印度文化，还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唐代流行的乐舞《秦王破阵乐》由他介绍到印度，为印度人所喜好。他回国后把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到印度去。宋朝赴印的僧人在伽耶建立了刻有汉文的石碑为纪念；印度东南海岸尼伽八丹地方宋僧所建高达数丈的四方形砖塔，遗迹一直保存到19世纪。

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使节往还，在中古时代也相当频繁。唐代出使印度的有李义表和王玄策，王玄策著有《中天竺行记》十卷，惜已失传。10世纪后期有印度王子来宋。11世纪时，宋朝与南印度的注辇国有联系。1015年，注辇派来包括五十二人的使节团，以后连续三次遣使来宋。元明时仍和印度继续往来。东印度的榜葛刺即孟加拉15世纪时屡次遣使来明，1409年的使团有二百三十多人。中国也派使者到印度各地。15世纪前期，郑和七次到南洋和印度洋各国，曾到印度东部、西南和南部各地。侯显五次率使团出国，其中有两次是专去印度的。西方殖民者侵入印度后，中印两国的密切联系才遭到破坏。

中印文化科学技术的关系和影响既深且远，而主要的交流是在中古时代。印度佛教兴盛时，开凿岩窟、雕像、画壁之风流行，这种风气也传入中国。云冈、敦煌、麦积山和新疆境内石窟寺的雕刻壁画，都是中国固有艺术接受印度影响而形成的结晶。敦煌壁画和印度阿旃陀壁画之间，不少一脉相通之处，如凹凸画法即从印度传来。据说阿旃陀壁画中也有中国画工的创作在内。

宝塔是中国古代建筑特殊形式之一，而塔的形制和名称都来自印度。隋唐时代曾流行“天竺乐”，印度音乐“七调”的理论先传入新疆，又流行于内地。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乐舞接受了不少印度影响。唐代韵散相间的讲唱文学变文，和佛经体裁有关。有些印度词汇如“魔”、“刹那”、“闫王”等，通过佛经而为中国人所习用。唐末僧人守温制三十字母，宋人增补为三十六字母，都是在研究梵文字母的启发之下创制的。来华印度僧人往往兼精医术，并以此取信于中国信徒，所以印度医学也随佛教传入。唐代孙思邈的医书里载有印度药方。

《隋书》经籍志已经著录了印度天文、数学、医方等书，《开元占经》介绍了印度数目字。有印度学者在唐朝的司天台任职，制定历书。中国僧人一行研究了印度天文学，进行实地观测，制定更为精密的历法。中国以前只制作冰糖，7世纪初才由印度传来榨蔗汁熬成砂糖的方法。7世纪末梵语已有“纸”字，纸大约是由中亚陆路传人印度。到11世纪末，印度用纸书写逐渐普遍起来。

中国与尼泊尔和锡兰的关系

南北朝以来中国很多僧人到印度经过尼泊尔，法显、玄奘等都去访问过。出生于尼泊尔的佛陀跋陀罗于5世纪来中国，是第一个来华的尼泊尔僧人。他步行三载，辗转抵达交趾，再北上到长安。以后又往南京，主持翻译佛典。唐代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到尼泊尔，尼泊尔使臣带来菠菜等，丰富了中国蔬菜品种。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方的文化联系很密切。7世纪的松赞干布曾娶尼泊尔公主。不少尼泊尔僧人到西藏传教。尼泊尔古代绘画、雕刻和建筑都给西藏很深的影响，有些寺庙佛像出于尼泊尔工匠之手。13世纪中期，尼泊尔巧匠阿尼哥来到西藏，在那里铸造佛塔，以后又随国师八思巴到北京。阿尼哥还善于绘画和雕塑，当时大都北京和上都和林佛寺道观的塑像，很多都是他的作品。

阿尼哥留华三十多年，担任元朝的领将作院事，管理工艺技术事务。他的儿子有两个是雕塑家，继承父业。他还传授了一些蒙古、西藏和汉族弟子，其中刘元成为著名匠师。明代初期五十年间和尼泊尔之间使节频繁往还，互赠礼品，保持着友好关系。15世纪末叶以后，尼泊尔政治分裂，中尼政府间的交往中断，但尼泊尔北部一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贸易关系仍继续发展。

法显从印度归国时曾在师子国即锡兰住了两年，看见那里商人用中国的白绢扇供佛。5世纪前期，曾有锡兰比丘尼来到南京，为中国比丘尼剃度授戒。唐代到元代都和锡兰时有往来。郑和也曾到锡兰，并立碑纪念。明朝和锡兰一直保持联系，到15世纪末叶以后，西方殖民者侵入锡兰，关系才中断。

中国与缅甸、柬埔寨、老挝、暹罗的关系

缅甸与我国云南接壤，自古以来文化上有密切联系。南诏从缅甸传入密宗佛教。当时的拓东城（昆明）有三千多骠国人居住。8世纪末，骠国三十五人组成的乐队来到长安，带来乐曲十二种。他们的音乐和舞蹈在白居易的诗句里有生动细致的描写。缅甸也吸取了中国文化。蒲甘古城几千座宝塔中，不少采用中国建筑的技术和形式。许多塑像和壁画也具有中国风格。

公元3世纪初，孙吴使臣朱应和康泰已到柬埔寨，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外国传》中也有专记载扶南的部分，但皆失传。南朝和唐朝都与柬埔寨友好往来。扶南僧人僧伽婆罗通数国语文，到中国译经，受到梁武帝的礼敬。唐代陆真腊王子和副王先后来长安，赠送驯象给中国。宋、元、明各代都与柬埔寨互通贸易。13世纪末，周达观随使臣到真腊，记述中国人在当地经商，信用很好；也列举了真腊人民所需要的各种中国商品，许多是日用必需品如铁锅、雨伞、木梳、针等，可见当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

唐代南诏已与老挝有贸易联系。元、明、清都和老挝有使节往还。明朝初年屡次通使，互赠方物。直到1613年，还有老挝使臣携带象和银器等来聘的记载。暹罗在元、明两代都和中国往来。明朝出兵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侵略时，暹罗曾请派兵直捣日本，断其后路。15世纪后期，汀州人谢文彬曾在暹罗朝廷中任坤岳即宰相，居住在暹罗的中国人也很多。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的关系

中古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很密切，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更加深了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友好关系。

早在公元2世纪前期，爪哇岛上的叶调国已派遣使臣和汉朝通好。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都曾发掘出汉代陶器的残片。法显从锡兰归国漂流到爪哇，停留五个月，乘爪哇到中国贸易的商船回国。义净赴印度途中两次到室利佛逝，在那里研究佛经，居住了很久。

唐宋以后，中国同南洋一带的贸易进一步发展，招徠外国商人来华，同时也派商船到南洋各地。室利佛逝在中国同南洋的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商队经常在那里修理船舶，转易货物。12世纪末管理海外贸易的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对于南洋诸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描写中国商人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各岛上人民在友好和睦关系下进行贸易的情况。

15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都有很大提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到占城、暹罗、爪哇、旧港、满刺加即马六甲、渤泥、苏门答腊、翠兰屿即尼哥巴群岛、柯枝、古里即卡利库特、锡兰、榜葛刺、忽鲁谟斯、亚丁、麦加等三十余地进行贸易，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麻林等。第一次远航时有大船六十余只，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每船平均约载四百五十人，包括水手、士兵、通事、医师等，共二万七千余人。

运出的是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磁器之类，带回的主要是各国特产、香药、染料等。当时测绘的航海地图，标志从南京到南洋、印度洋各国的航路，详细注明各国方位、航路远近、航行方向、停泊地点以及暗礁浅滩等。航海手册《针位编》则包括航海需要的地理科学知识。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人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记录各国经济、政治、风土、人情。郑和的大规模海上远航，是15世纪时世界上的大事。他在1417-1419年最先开辟了中国到非洲东岸的航路，比达·伽马发现由欧洲到印度的航路约早八十年。

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后次年（1408年），加里曼丹的渤泥国王率领王妃、弟妹、子女、朝臣等一百五十多人到中国来，明成祖厚加礼遇。1412年，又偕王母到北京，留到次年才回国。满刺加是当时马来半岛上的大国，地居冲要。郑和的船队常以此为中心，修建仓库，储存粮食和商品。分别到各国去的船只也都在此取齐回国。满刺加国王支持明朝的活动，并采办方物，带领王妃、显贵等五百多人，驾船随郑和船队同来中国。

从1411年到1433年，满刺加国王祖孙三世前后到中国五次。马六甲一带有不少中国人坟墓，墓碑多有“皇明”字样，可以想见当时有相当数目的中国人留居。菲律宾曾发掘出晚唐和宋代磁器。苏禄岛上的三个国王在1417年各率家属共三百四十余人来到北京。菲律宾在16世纪西班牙侵占之前，已经有了中国移民。

宋朝灭亡后，闽广一带农民避元统治，又困于生计，很多到了海外。郑和下“西洋”前，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杜板、新村、苏儿把牙（泗水）等地早已有不少华侨。明朝政府停止大规模远航以后，仍不断有人到南洋经商或定居，贸易关系仍很密切。明末闽广农民远赴海外的人增加，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尤多。

他们传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从事农业和采矿业，对于南洋的开发很有贡献。中国人民不但和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共同经营建设，把榛莽丛生的地方建设成为繁荣的城市，而且并肩抗击西方殖民者。16世纪后期，中国人林凤进攻西班牙人控制下的马尼拉。菲律宾人民欢迎林凤，聚集到礼拜堂里祈求他胜利，拒绝供应粮食给西班牙侵略者。159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强征一千四百个菲律宾人和二百五十个华侨为水手，组成船队，去同荷兰殖民者争夺摩鹿加群岛。华侨水手潘和五等在中途发动起义，杀死西班牙总督和四十多个西班牙殖民者，粉碎他们的掠夺计划。17世纪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侵略者的阻挠破坏，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和友好关系便被割断。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中古时代中国和中亚人民的往来与文化经济的交流比过去更加密切。4世纪时，很多粟特商人到甘肃经商；历北朝到唐代，在东西贸易大道上中亚商人踪迹不绝。唐代国势兴盛，中亚商人活跃于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开设商店和鬻卖酒食。长安西市尤其是中亚商人聚集之地。随着商业联系的加强，中亚的艺术、音乐、宗教等也传入中国。今在苏联境内的康（撒马尔罕）、安（布哈拉）、石（塔什干）、米（弥末）、曹（克布德）、史（沙希萨布兹）等国人到中国来，大都取国名为姓。北齐时中亚的乐师舞工有曹妙达、安马驹等。

唐代出身中亚的艺术家尤多，著名的有歌人米嘉荣、画家康萨陀等。石国的柘枝舞、康国的胡旋舞，都为唐代人民所喜闻乐见。中亚的服饰、风习，8世纪时在长安也很流行。由于中亚和西亚人民的东来，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也在唐朝开始建寺布教。摩尼教从南北朝到明时，屡次成为人民互相团结反抗统治者的工具，元明时还以明尊教的名称流行于民间。

中亚各国不但商人来贸易，而且时有大批移民来到中国。西晋时的羯族来自石国。北魏时洛阳城中葱岭以西“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亚的。唐代屡有康国首领和国人移居到罗布泊以南一带，形成聚落。不少武将如安禄山、安重璋（后改姓名为李抱玉）兄弟、康同知等，先世都是来自中亚。元代的色目人中也有一部分来自中亚，定居中国，接受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也向中亚传播。751年恒逻斯战役后，中国工匠把造纸术传入康国，建立了中亚最早的造纸业。从此很长时期撒马尔罕以造纸著称，而且由此传入欧洲。

到13世纪时，撒马尔罕城还有不少汉人工匠。泽拉夫善河流域的丝织与棉织品和费尔干纳的武器都很著名，也与汉人工匠有关。撒马尔罕城东平吉干特古城遗址中曾发现北周铜钱；又有大批7至8世纪康国使用的货币，圆形方孔，仿效中国钱的形制。明朝和帖木儿帝国不断互相遣使，贸易关系很密切。撒马尔罕送来的以马为主，中国内地的丝绸和和阗的宝玉等，都是帖木儿首都市场上的贵重商品。

中国与西亚各国和非洲的关系

中古时代的中国和萨珊王朝伊朗、阿拉伯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联系。唐代大城市里往往有波斯商人，贩卖珠宝香料。波斯湾上的设刺子等港口，也常有中国商船来往。不少植物如胡麻、胡桃等是从伊朗输入中国的。从中国输往伊朗的有丝、纸、大黄等。在陕县隋墓、西安唐墓、吐鲁番高昌墓中，都曾发现萨珊王朝的银币。

阿拉伯灭萨珊王朝后，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到长安乞援。唐朝一度支持卑路斯之子泥浬斯西归复国，但未成功。有些波斯人留居不归，并接受中国的生活方式。唐末词人李珣即“土生波斯”；后蜀的节度使石处温也是波斯后裔。波斯的风习如波罗球戏唐宋元明一直流行。萨珊时期伊朗工艺品的设计和图案，对于唐代工艺也有影响。伊儿汗国时期，中国和伊朗的贸易往来极为密切。当时伊朗的绘画受到中国画师的影响。中国印刷术的西传，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斯是重要的桥梁。13世纪末，在这里印制模仿元朝宝钞的纸币，第一次在伊朗使用了印刷术。

拉施特在《集史》中记载中国雕板的方法，从此流传于西方。到15世纪中期，欧洲也用雕板印书。玄奘西行时曾经到过阿富汗，留下关于5世纪所建梵衍那大佛的描述，是关于大佛最早的纪录。当阿富汗建立起第一个独立的伽色尼王朝后，辽圣宗曾于1024年遣使于马穆德，要求通好。但马穆德以信仰不同为理由，没有通聘。15世纪初，阿富汗东北部巴达黑商地方曾派人到明朝通好。

中国与叙利亚的联系主要在宗教方面。叙利亚人所创景教在唐时传入中国，建寺传教，受到政府保护，到元朝还流行。元代有叙利亚人到中国来，爱薛因通西亚语文和阿拉伯星历医药，被命管理广惠司。

阿拉伯自第三任哈里发鄂斯曼时开始遣使与唐朝通好。651-798年间，大食使臣来唐三十次；到宋代自968到1056年的八十九年中，也有十七次。8世纪中叶阿拔斯朝兴起后，直到15世纪，阿拉伯人在东西海上贸易中占重要地位，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成为阿拉伯人经常往来之地。他们贩来香料、药材和珠宝等物，运回的多为丝绸和磁器等。陕西隋唐墓葬中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和仿效拜占廷所制金币，当即阿拉伯商人带来。不少阿拉伯人留华不归，安居乐业。9世纪中叶，大食人李彦升应唐朝科举，曾中进士。宋末有管理市舶的大食人蒲寿庚。

元代阿拉伯人在中国经商、仕宦以及从事各种生业者尤多，如赡思精于天文、地理、音律、算学、水利等，著有《河防通议》；也黑迭儿与马合马沙父子管理工部事务。1266年元朝定都北京，也黑迭儿设计规划，宫殿衙署和池塘花园都由他部署，“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中国工匠也曾到阿拉伯帝国。8世纪中期，杜环留居大食十余年，所著《经行记》记载，当时大食首都亚俱罗（库法）有京兆人画工樊淑、刘泚和河东人织匠乐限、吕礼。

随着阿拉伯商人的东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也传到中国。伊斯兰教传播于中国各地。1430年郑和最后出海，船队的一部分曾到麦加朝圣，并绘制了“天房图”。阿拉伯的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很大贡献。元朝时传入阿拉伯天文历算之学和天文仪器，阿拉伯人札马鲁丁曾主持司天监。郭守敬参考“回回历法”改订了中国历法，回回历在元朝以后沿用了四百年。阿拉伯医学和不少种阿拉伯药材输入中国，元代太医院有专人主管“回回药物”和“回回医方”。记载中留有“回回医官”治外科病神效的传说。

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都先由阿拉伯人接受，再传布到西方。8世纪在阿拉伯统治下的撒马尔罕先从中国学会造纸，以后巴格达也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中心之一。11世纪时，中国人航海已用指南针辨认方向。在世界航海史上，这是最早使用指南针。12世纪后，应用渐趋普遍，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入西方。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具有罗盘针的知识，约在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火药发明于唐，宋代开始用于军事，造成燃烧性火器。至12世纪，又用火药造爆炸性火器，军事效用大为提高。制造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由阿拉伯商人从中国传入伊斯兰教国家，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波斯人称为“中国盐”。

但起初只用以治病或炼金银，制玻璃，到13世纪前期才知道用于燃烧。13世纪中期，蒙古进犯阿拉伯帝国，曾应用火炮等火器。埃及马木路克苏丹统治时期，于1260年在叙利亚击溃蒙古军，大批蒙古军投降埃及，带去蒙古的火器。从此马木路克苏丹获得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13世纪末14世纪初，伊斯兰教国家又发展了蒙古人传去的火器。欧洲人在13世纪后期才将有关火药的阿拉伯记载译成拉丁文，火药制造的知识于是传布欧洲。到14世纪以后，欧洲才知配制火药和利用它造火器。

宋元以来的记载称埃及为勿斯里、密昔儿等，是译自阿拉伯人的名称。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对于埃及有颇为精确的记述。中国磁器从7世纪开始传入埃及，阿拉伯语称为“锡尼”，意即中国的。在开罗古城废墟及非洲东部索马里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葛尼喀、桑给巴尔等地，都曾发掘出中国磁器。法提玛朝时，埃及人开始仿制，以后广泛制造。14世纪时，摩洛哥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他游历非洲、西亚、俄罗斯等地，曾到过中国南部，并留下有关中国的记载。15世纪前期，马木路克苏丹两次遣使于明朝。郑和的船队第一次到达非洲东岸，他的航海图是中国第一次绘入非洲的海图。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蒙古帝国时期，欧亚交通出现新局面，中国和欧洲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由于经中亚、萨莱、阿斯特拉罕、塔那而达西欧的陆上商路畅通，中国与俄罗斯首先发生贸易联系。元朝宪宗蒙哥时，有几万高加索人东迁蒙古，他们的后裔留居中国南北各地。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俄罗斯曾两次遣使明朝通好。罗马教廷希望元朝信奉天主教，并联盟夹击占领基督教圣地的伊斯兰教势力，13世纪中期屡遣使于元，但未获结果。元朝于1288年和1336年两次遣使通好于罗马教皇。元朝政府采取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从13世纪70年代到14世纪30年代，教皇屡派教士来华，在中国南北各地建堂布教。此外也有西方商人到中国来，如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等。马可波罗随其父叔于1275年到达中国，任职元朝十余年，1292年回国。他的行记描述东方的富庶，流传很广，引起了欧洲早期航海殖民者对于东方的注意。

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霸占澳门，耶稣会士配合殖民侵略，积极东来传教。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来华的，有利玛窦、艾儒略、邓玉函、熊三拔、汤若望等人。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儒家经典，采用中国服饰和风习，和明朝官吏往还，以谋求传教的便利。他们介绍西洋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译出一些科学著作。同时，他们也部分翻译中国的《四书》、《本草纲目》等介绍到欧洲。中国的针灸术也在17世纪由教士传入法国。

结语

中古时代东方各国的经济和文化长期居于世界各国的先列。这一千多年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期的分裂，但始终是统一的、幅员广大的国家，在东方最为昌盛。中国封建时期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了邻国，同时中国也吸收别国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在整个中古时代，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创造一直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世界发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