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木铎子、红姑娘:从“无衣”到“青衿”的背后,是人民空军建军理念的前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木铎子、红姑娘】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蓝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题记

  大部分男生,如果知道空军建军日是哪一天的,几乎都因为那天是传说中的“光棍节”。

  我最早知道这日子不是因为这个,但也不是因为淘宝做活动,而是因为自己还很小时的2005年底《兵器知识》报道了空军那一年11月10日的换装——自建立起到那时一直以“陆军衣服、海军裤子”形象示人的解放军空军,除部分南方部队外,在那一天换上蓝灰色冬常服,结束了56年上下装两种颜色的历史:

  2005年11月10日空军换装蓝灰色新冬常服(右),告别了“上绿下蓝”的旧穿搭(左)。

  虽然当时的新闻稿中说了很多重大意义:“统一空军常服颜色,换发新常服,是空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事关国威、军威,事关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甚至还有“圆了空军几代官兵多年来的共同心愿”等等。

  但实际上,当时空军换装的消息,让年幼的我很不爽。怎么形容当时的那种不爽呢?好像“还没有表白的男朋友变了心”——那时的我还很小很小,但小小的、玩着转业的舅舅棕绿色大檐军帽长大的我,已经喜欢空军了。

  岂曰无衣,与子协调

  如果要在当代的人民解放军里评选生活梗,“协调”一定名列前茅。一个著名的笑话是:“在中国军队里,你永远可以信任战友……但在晾衣场上除外”。

  至迟在1970年代初,“协调”这个词已经演化出了今天被当梗使用的奇怪意思——在连队晾衣场,某个马大哈拿错了第一件衣服,连锁反应导致越来越多人的衣服找不到,于是到最后,大家为了有衣服穿,都随机拿走别人的衣服。在闭塞的小单位,可以靠全连点验、全营点验“恢复秩序”;但在足够大的单位里,只要有一个胆大的兵有意识地跨连队“协调”一件,这件衣服甚至可能最终流失到几百公里外,变成了“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再也找不回来。

  然而,随着娱乐梗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很多人把这种互偷衣服性质的“协调”描述得无处不在,却已经忘记了,这不仅在现实中只是个别单位的偶发现象,而且严格说,只是一种充其量法不责众的违纪。

  为什么会有“协调”这个美妙的说法?

  因为这个词原本就不是这样用的:

苏联摄影师拍到的几名着49式(我军第一套统一制式)军服的解放军,可以注意到上衣都明显偏大。苏联摄影师拍到的几名着49式(我军第一套统一制式)军服的解放军,可以注意到上衣都明显偏大。

  “协调”起源于我军另一个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传统——“发服装大一号”,以及其导致的对“号型不合身”极高容忍度的文化。直到04/07时代以前,解放军的常服很容易拆改,没有“外观军服交旧”一说,退了伍带回农村就是民工服,而服役期间的着装纪律也不像现在细致到连“袖口挽什么造型”都有规范。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有些女兵会私自将裙子或裤腿截短、甚至给上衣收腰身等;而男兵大多不会改衣服,在没有军人服务社或“营门口军品店”的单位驻地,他们会直接去找拥有自己所需正确号型服装的战友、尤其最后一年老兵商量,把自己不合体的新衣服换给退伍兵带走。

  空军的服装制式,从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解放军这种“协调文化”的极端例子。

  1949年3月8日,在著名的“进城赶考”载入史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专门拨冗听取了东北航校的工作汇报,说:“我们在延安时就设想发展航空,但那时不具备条件,延安也就碗口那么大的地方。飞机上天是要烧油的,延河水也就那么多,我们哪有油啊!……现在我们胜利了,要建立新中国,要筹备建立空军和民航事业。”

毛主席听取航空局领导汇报工作(油画)毛主席听取航空局领导汇报工作(油画)

  3月17日,解放军在东北老航校基础上成立了军委航空局,4月又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但由于没有条令规范,前者直接穿着49式陆军服装,后者仍沿用国民党样式的海军服。7月,副总长聂荣臻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各军种都应建立自己的服装样式。朱总司令批准了这个提议,并指示“设计服装要根据各军种的特性有所区别”,于是航空局(7月底在其基础上筹建军委空军机关)组成了由东北航校老空军、开国少将安志敏负责的服装设计小组,收集了各种旧式军装,经过反复研究,设计制作了男女服装样品各两套。

  两套样品送到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的办公室,此时,中央已决定刘亚楼将成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亲自担任男装模特(女装模特为当时办公室里的女打字员高伯陶),在常乾坤办公室迎接了首长验看。不料,刘亚楼看后驳回了样品,说:“我们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我在苏联看到有穿蓝色裤子的军人,为与陆军有所区别,空军服装上身应同陆军服装颜色一样,下身就穿蓝色的,这样又相同又有区别……你们做的服装样品,都是好料子,到正式使用时,不可能都是好料子,我们与陆军相同就行了。”

  刘亚楼司令员记录空军经费的笔记本实物(来自刘亚楼女儿刘煜鸿)。可以注意到,1960年解放军培养一个轰炸机飞行员,需耗费18.59万元。而作为对照,1950年代中期批判梁思成建筑美学时作为“浪费罪状”之一的北京四部一会办公楼,5个民族风格大屋顶的造价合起来才30万元。

  刘亚楼的秘书孙维韬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不忘初心的典范。”

  作为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国家困难,我们不能当败家子”是刘亚楼的口头禅。他提倡一个螺丝钉、一滴油都要节约;他有一本笔记本记录空军经费,精确到每一个航校的办学、甚至每个飞行员的人均培养费用;他在空军以身作则从来不提个人待遇要求,自己的军装领口、袖口、裤子都是破的,经过了妻子翟云英反复修补。有一次毛主席到空军调研,刘亚楼向他举手敬礼时露出了磨损后补过的袖口,毛主席当即要特批他做两套新衣服,但他拒绝了,说:“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重补一下,还能再穿半年。”

  在刘亚楼这样的领导风格下,新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从一开始就带着极端艰苦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基因。根据刘亚楼意见修改后的“陆军衣服、海军裤子”空军服装样品,在1949年9月再次报送他亲自审定通过,随后上报代总长聂荣臻、总司令朱德批准,形成了在之后12次换装中一直延续的“上黄(绿)下蓝”色彩搭配,并被越南人民军空军长期效仿。

  2007年5月,越南芽庄基地,身着K-94“上绿下蓝”军服的越南人民军空军接待美军将领来访。此后不久越军就模仿解放军07式发布了新式K-08军服,将空军常服改为了上下身统一的蓝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