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决策一旦出错，往往会影响到很多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撤军阶段，50军150师448团遭遇了整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副参谋长付培德也因此在命运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方向。
当时，军队已经确定了沿3号A公路撤军的大方向。然而，50军派来的工作组坚持要求448团走复杂的山路，并下达了“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指令。付培德作为副参谋长，被分配带领一连和八连去增援被伏击的二营。
这次增援从一开始就显得不顺利，部队夜间行动未做任何标记且电台联系多次中断。行进中，448团不幸撞上了越军的埋伏，两个连队很快被打散。被困七八天后，弹药严重匮乏，饮水也被越军控制，伤员不断增多，并与大部队彻底失联。在无奈之下，付培德下达了放下武器投降的命令。共有219人被俘虏，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
回国后，付培德在军事法庭上撰写了数万字的陈述，反复指责上级的错误：路线是工作组确定的，命令不断更改，自己仓促应战，没有充分的战斗保障。然而，在陈述中，他始终未提到作为最高指挥员的责任——未能积极协调两个连队之间的配合，缺乏有效的突围计划，并忽视了通信班长提出的紧急会议建议。
尽管上级指挥失误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原因，副军长关豁明因此被撤职，但付培德在法庭上并未提及自己的不当之处。他声称自己是“被迫投降”，却忽略了军人职责中的“宁死不屈”。最终，法庭认定付培德负次要责任，仅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未开除军籍或判刑。
尽管从轻处理，但付培德在陈述中回避过错、不敢承担责任的态度，使他在被人理解的机会上彻底落败。战争中的绝境往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本质：是应当反思上级的指挥失误，还是作为前线指挥员，应当在其位谋其政？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旧值得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