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李嘉诚的港口交易案：舆论场应警惕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

作者：Dylan Zhao

来源：亚洲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导言】2025年3月，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以177亿美元的价格（权益价值），将除中国大陆和香港外的全球43个港口资产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这一交易不仅创下近年港口业最大并购纪录，更因涉及中美地缘博弈、全球贸易格局变迁等议题，引发广泛争议。舆论焦点集中在：这是否为单纯商业决策？出售行为是否损害中国利益？李嘉诚的“撤退”是否预示全球经济风险加剧？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一、本次港口交易从商业角度到底是不是个好生意？

从财务角度看，此次交易是典型的“高位套现”。交易估值达228亿美元（企业价值），市盈率约24倍，远超港口行业平均水平（约12-15倍），且长和预计净收益可观，显著优化其资产负债率（从23.6%降至18%以下）。此外，巴拿马港口虽具战略价值，但其在长和总利润占比不足1%，而中国内地及香港港口贡献60%利润，出售非核心资产符合商业逻辑。溢价收购与特朗普政府施压巴拿马的政治背景迭加，促使李嘉诚选择“落袋为安”，从价格方面来看，该交易属于纯粹的“好生意”。

二、李嘉诚预判风险与趋势的商业敏锐度如何？

李嘉诚能有李超人之称，非浪得虚名，他素有“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避险哲学及超乎常人的预判能力（当然，这与其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和分析能力有关）。2015年在中国地产业野蛮疯狂生长之际，李嘉诚竟然大量抛售中国内地房产，当时国内舆论甚至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言论，甚至上岗上线将其称为“卖国贼”，实际上李嘉诚只是单纯从财务及市场状况，预判到后续的风险。

在李嘉诚撤出大陆地产业务后两年，地产界的“三好学生”万科才后知后觉地（在内地行业内第一个）提出“活下去”口号，彼时，众多政商大佬还觉得危言耸听，只是基于万科的身份，民众及相关机构不便上纲上线，换成外资或民企，极可能扣上“发布影响市场信心的不当言论”（类似国内某为品牌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一般）。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李嘉诚对市场风险的预判能力。

回到此次交易，李嘉诚所预判的风险为近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2023年海运增长仅2.5%）、逆全球化趋势（区域化贸易占比上升）及地缘政治风险（特朗普威胁“夺回运河”）迭加，港口业务长期收益不确定性增加，及时退出是理性选择，也是李嘉诚一贯策略延续。

三、促使李嘉诚出售全球港口业务的动因

除了交易的高溢价财务因素外，以下两大结构性趋势推动了本次交易：

1、 由于逆全球化趋势及供应链本土化，冲击了全球货运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中国制造业加速海外布局（如一带一路海外设厂），强化了区域化生产和本土化服务，近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严重削弱传统洲际航运需求，港口作为“贸易咽喉”的价值逐渐被稀释，是其重大风险。

2、 地缘冲突风险下的资产脆弱性。因俄乌战争影响，将港口作为战略实体的可能逐渐明确，而在如此复杂的地缘冲突中，未来爆发战争可能性极大，港口作为战略枢纽易必将成打击目标，持有并经营港口重资产，将面临巨大的资产缩水的重大风险。

四、李嘉诚的港口的到底卖给了谁？

本次交易的买家以贝莱德牵头的「BlackRock-TiL」财团，当中最关键角色其实是 TiL 主席兼母企 MSC（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 Diego Aponte，其家族与长和系李家属世交，而 MSC 亦是接收李嘉诚长江和记旗下23个国家、43个港口的营运者，意味着资产并非落在完全美国手上。

MSC是意大利Aponte家族于1970年创立、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第一大航运集团，从各种官方公开信息可以得知：该集团自1988年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政府建立了长期互信的合作关系，合作规模持续扩大，业务合作涉及航线运营与港口网络、船舶建造与绿色双碳、物流管理与港口投资、技术交流与政策协同等。MSC地中海航运公司凭借家族企业的灵活性与战略远见，通过与中国政府及企业的深度合作，不仅巩固了其全球航运霸主地位，也为中国航运业的技术升级和绿色转型注入动力，双方以互惠共赢为基础的合作模式，必将成为全球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目前MSC地中海航运公司是我国造船工业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中船重工2023年交付4艘全球最大2.4万TEU级集装箱船；2024年新增的56艘新船订单全部由中国船厂正在制造当中。如果美国政府对中国产的货轮征收特别通行费用，对MSC也是重大打击，如果MSC选择余下的货轮不在中国生产，也会面临重大违约风险。

贝莱德（BlackRock）截至2024年底，管理资产规模（AUM）达11.6万亿美元，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员工约2.11万人。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其股权结构以大型金融机构和政府投资机构为主导（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约20.47%，其余近80%由全球各国中小机构和个人持有），公司背景体现了全球化资本运作的复杂性和影响力，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早期以债券和股票投资为主，后转向金融、能源、科技等关键领域，大多以财务投资为主（不干涉具体经营层面），重仓持有中国银行、中国石油、比亚迪等企业，并于2021年后，加大对科技、医疗、绿色能源企业的投资，包括腾讯、阿里、迈瑞医疗、中广核等。贝莱德认为这些行业代表中国未来增长潜力，这一举措，与中国经济转型方向高度一致。

因此，2024年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贝莱德CEO芬克时强调欢迎外资参与中国市场，双方达成深化合作的共识。由此，可预判未来：贝莱德将和中国深度捆绑并通过长期投资和政策红利融入中国经济。简单判断贝莱德是美国公司，显然不准确。尽管，贝莱德基于商业考虑，不得以向特朗普表衷，难道不可以是“言不由衷”？

诚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下，希望控制巴拿马运河，其核心目的是除了通过掌控这一全球关键航道，保障自身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利益，同时巩固其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以外，还隐藏着遏制中国船舶产业和贸易扩张的意图。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上月到访巴拿马

但作为港口的投资方和运营方，贝莱德与MSC应是决策的AB角，或者基于投资与运营相互牵制的关系，两者均和中国已形成深度捆绑的关系，撇开大国博弈不说，仅仅是商业考量方面，两者既不想更不敢脱离中国，有可能完全听命于特朗普而损害自身利益吗？更何况，贝莱德和MSC两机构的老板跟特朗普也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在不可预测的未来，或许可以充当中美两国航运业竞争的调停人。

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内媒体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贝莱德身上，而忽略了政治博弈、商业逻辑、买家背景及其与中国关系等因素，就对李嘉诚口诛笔伐，有草率之嫌。何不基于辩证法和动态平衡理论“让子弹飞一下”呢？

五、本次交易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机遇

1、缓解中美直接冲突：美资接手巴拿马港口，或降低美国对中国“控制运河”的指控烈度，避免中国在拉美地区陷入更激烈的地缘对抗，从而为中国在该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减少障碍。

2、避免资产被征收或运营受阻：美国施压巴拿马政府终止与中资企业的合作（如“一带一路”协定），若李嘉诚继续持有港口，可能面临资产被征收或运营限制的风险。此时出售，既能兑现高溢价收益，又能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

3、强化区域贸易合作，倒逼中国海外基建与物流网路的多元化：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在欧洲（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东南亚（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南美等地建设替代性物流枢纽，并通过军事护航（如055舰队部署）强化海外物流安全，进一步分散了对传统航线的依赖。降低了运输成本，全球供应链本土化趋势下，同时，中国可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班列等机制，推动区域化贸易网络，从而减少对单一节点的依赖。

4、优化中国资本对全球物流的掌控力：李嘉诚保留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港口（如盐田国际、香港货柜码头），这些港口贡献其港口业务60%的利润，且年收益率稳定在9%以上。李嘉诚出售海外港口聚焦核心资产，吸引国际资本回流，不仅可借此巩固本土港口优势，同时通过智慧化、绿色航运与技术升级等手段提升国内港口的全球竞争力，可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注入新的活力。

六、过度政治化商业行为的负面影响

部分舆论将此次交易定性为“资敌”或“缺乏家国情怀”，但需警惕其潜在危害：

1、扭曲市场逻辑，抑制企业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需要跨国资本流动支援，将跨国商业行为简单贴上政治标签，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就本次港口交易，很现任是典型的资产优化策略，交易估值高达177亿美元，市盈率约24倍，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属于合理的高溢价套现。然而，若将此类交易视为“资敌”或“转移资产”，可能迫使企业在海外扩张时因顾忌舆论压力而退缩，削弱中国资本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而错失市场机遇。退一万步讲：咱中国企业多赚了外国人的钱，这不但不是“资敌” （将财、物提供给敌人），相反，应是爱国的表现吧？

2、忽视企业实际经营风险与避险需求。过度强调政治动机，可能掩盖企业决策背后的经济理性。巴拿马港口虽具战略价值，但其在长和总利润占比不足1%，且面临特朗普政府威胁“收回运河控制权”的地缘风险，出售该资产，实为规避潜在资产征收或运营受阻的务实选择。若舆论仅聚焦“国家利益受损”（更何况该资产不是国有资产），可能忽视企业生存的现实压力。再理性、客观分析一下，李嘉诚若将港口以同等甚至更优惠的条件出售给中企，中企是否有能力在各国不同法律政策管制、复杂的市场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不确定性前提下管理、运营好这些港口，也是值得商榷的现实问题。换个角度看，当年恒大、海航疯狂收购海外资产，貌似给“国家利益”添砖加瓦，结果呢？

3、削弱企业家信心与社会信任。对李嘉诚的指责（如“见利忘义”“祸国殃民”）可能形成寒蝉效应，打击企业家群体的积极性。李嘉诚长期被视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驱，其投资模式为后来者探路，但舆论的污名化可能导致企业家在海外布局时因惧怕“道德审判”而保守化。某些官媒转载批评文章，虽意在强调国家利益，但也可能加剧公众对私营企业的不信任，甚至引发社会对立情绪，笔者认为，这与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

4、干扰国家战略的灵活执行。过度政治化可能迫使企业行为与国家战略强行绑定，反而限制政策弹性。中国“一带一路”需依赖多元化市场主体，若企业因舆论压力放弃高风险地区的投资，可能削弱中国在全球物流网路中的布局。此外，中企已在希腊、巴基斯坦等地建设替代性港口，过度聚焦巴拿马交易可能忽视中国战略的全域性。

5、加剧中美博弈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将商业交易上升为“中美对抗”的符号，可能激化两国矛盾。退一万步讲，即便美国控制巴拿马港口后，确实可能通过限流、加费施压中国航运，但过度渲染威胁可能使中美在物流、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收窄。此外，此类解读可能被美国政客利用，作为“中国资本威胁论”的佐证，反噬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更何况，咱们也有反制和调和的办法，如果美方实施对中国船舶通行巴拿马收取额外费用，我方也可随时对所有的波音飞机收额外的通行费用，包括途经咱们领空的还有降落咱们国家的所有波音的飞机额外收费。此点咱们是有智慧和自信的。

七、如何避免过度政治化商业行为

1、从社会认知上，应剥离政治标签，回归财务本质，强化市场规律共识。跨国并购与资产出售是全球化常态，需建立基于财务资料、行业趋势的评估标准。此次交易的核心动因是高溢价套现与风险规避，财务优化效果显著，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常规操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社会认知还未同步提高，某种程度上，是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的缺失。

2、从政企沟通上，应加强政策沟通与透明度，减少信息误读。针对敏感交易，在不泄露商业机密前提下，找最恰当时机（协议确定后、对外发布前）政府可联合企业发布权威解读，阐明交易的商业属性。就本次交易而言，长江和记完全可以应证监机构要求发布内幕消息的同时，辅以官方对全球供应链安全的配套政策说明，可缓解公众对“国家利益受损”的担忧。李嘉诚虽深谙中国治理之道，但就此次交易的发布，确是公关方面的失策，日后可以此为鉴。

3、从舆论引导上，官媒与专家应理性解读复杂议题，避免上纲上线的“爱国”“卖国”的标签化。理性来看， “二八定义”和“乌合之众”（书名）是普遍存在的。舆论场应警惕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企业家的跨国决策需置于全球化语境下审视，例如李嘉诚抛售欧洲资产与加码东南亚，反映的是资本对区域经济趋势的回应，而非政治立场的转变。更何况李嘉诚出售的是国外的港口，保留的全部是国内的港口，这不是对中国未来看好的表现？这难道不是爱国的表现？在自媒体时代，针对敏感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公众质疑，良莠不齐自应理解，此时，更需要需通过专业分析拆解交易的多元动因尊重各自认知与判断，官媒（尤其是央媒）以及官方机构，不应在缺乏理性深刻分析或被不知情民意裹挟下随意转发、附和，尤其是不严谨的表态或暗示，图一时之快或彰显某种正确，都可能造成二元对立的局面，甚至被所谓的“爱国”专家（如司某、陈某之流）当成赚取流量的工具，早几年“民营企业完成历史使命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目共睹的。

八、结语

李嘉诚的港口出售案，本质是商业理性与地缘风险交织的产物，在全球化退潮、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企业需在商机与风险间精准权衡，而社会舆论亦应避免以简单化的“爱国”标签评判复杂商业决策，过度政治化商业行为会扭曲市场规律、抑制企业活力，最终损害国家经济竞争力。政策（各种红头文件）引导固然重要，但落实在具体事情，更有温度和说服力，尤其是对商业敏感事件，做好科学、理性的舆论引导，不仅能树立企业家信心和社会信任度、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可助力中国企业在在国际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利国利民，岂不妙哉？而是否理性看待李嘉诚港口交易事件，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晴雨表，在目前这种经济形势下，这个晴雨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